今年是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80周年纪念。我在“八一三”爆发前后的一段由华界到租界的逃难经历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　　1934年秋，我家从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（今天淮海中路淮海坊）5号迁居到华界市中心区市光路92号。这是一幢花园洋房，是母亲奔小康的内容之一；另一为配套的8缸90马力福特轿车一辆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，到租界吃饭、访友，往返需花90分钟。

　　1937年夏季，我高中毕业，全力以赴考大学，已报考了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河南焦作工学院。母亲和弟弟则去青岛避暑。我与一女佣留在家里，常请同学数人轮流小住。卢沟桥事变后，形势急转直下。在上海因为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上海范围。为此，大家认为没有战争危险，也毫无逃难准备。

　　1937年8月12日晚饭后，忽接在申报馆工作的舅舅电话，他要我立即到英租界南洋路（今南阳路）外祖父处暂住。我说此时公交车已下班。他说叫出租车。我说这里是郊区，叫不到出租车，明天早上出来如何？他说不行，今夜一定要出来到外祖父家。这样，他从租界叫了一辆车来接我，关照我只带一只放替换衣服的小皮箱就可。就这样，我只带了衬衣、短裤和照相机及三脚架便离了家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　　我住在外祖父赵凤昌家中。他家即是辛亥年孙中山和袁世凯谁做民国总统的秘密谈判点。8月14日下午2时，我和表弟、表妹从静安寺路由西向东散步。走到跑马厅（今人民广场）附近，忽见一架飞机投下黑色物件，其实这是中国空军轰炸停留在外滩边上的日本战舰后，被高射炮击伤，回程中拟将余下的炸弹，投在人比较少的跑马厅。不料，炸弹被风吹到大世界。于是大世界门前指挥交通的印度巡捕被炸得身首异处，大世界内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也被炸死炸伤不少。这时，我们还在静安寺路上向东行走。走到南京路冠生园附近，忽见巡捕手持警棍将人行道上的我们和其他人由东向西赶。

　　我们正在感到莫名其妙时，忽然从外滩方面驶来几辆卡车，上面躺着几个受伤流血的人，传说是流弹打中了汇中饭店阳台上喝咖啡的外国记者和下面的路人。于是，我们也只得回头向西走。经过跑马厅对面的大同坊时，又听到飞机机枪的扫射声，乃奔入大同坊过街楼下以避流弹。我们回到外祖父家中时，已下午5时了。外祖父见我白衬衫后肩上有血迹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用手一摸并无感觉，乃知是别人身上染过来的，我们三人太平无事也。

　　不久青岛至上海的航线恢复行驶。母亲和弟弟回来了。但房子被日军占领，当然不能去住。遵照母亲指示，那辆汽车捐给中国军队。从此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在法租界弄堂房子里过“孤岛”生活了。

　　抗战时期日寇蹂躏中国人民，其状罄竹难书。可以说，是日寇把我母亲一直追求的小康生活给毁了。从我个人来说，失去房子、汽车，倒也并不可惜，但鲁迅老伯送我的亲笔签名照片，以及谭延�]、于右任、吴稚晖等人的法书，均毁于战火，实在令人痛心。80年前我仅19岁，虽说对时事理解并不全面，但这一段亲历的逃难生活史，能轻易忘掉吗？